学术访谈 | 林家有教授学术访谈
编者按
孙中山与近代中国研究是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的重点发展方向之一。在三、四代学人的辛勤经营和共同努力下，于该领域取得了骄人成绩，名家辈出，成果叠现。林家有教授是蜚声中外的孙中山研究学者，他安贫乐道，勤于耕耘，痴心学术近六十载，在思想引领、学术研究、立德育人、服务社会方面，成绩斐然，并形成了自己的学术风格，尤其是在孙中山的民族思想、国家建设、社会建设、近代人物等方面的研究造诣颇深。本刊此稿，旨在发扬中山大学孙中山与近代中国研究的优良传统，推动我校的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
孙中山与近代中国研究的传承与开拓者
—— 林家有教授学术访谈
文/林家有、张金超一、学术研究只有传承和拓展才有生命力
走向做学问的道路，是很偶然的事情。从中山大学毕业时，学校想让我留校，我读了5年本科，有点神经衰弱，感到非常辛苦。要留下来当老师，一定要先读研究生。我不想，学校就让我到物理系当政治指导员，我有这个资质，高中一年级就加入了党组织，又当过学生会主席、班长，但我想继续做点研究工作。当时正好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来要人，向我们班要三个人，条件是一定要刻苦的、身体好的、能吃苦（因为对少数民族做调查很辛苦），我完全符合，组织上就派我进京。到了民族研究所，当然要做研究，但那个年代实际上不能，先把我们分配到山东黄县劳动锻炼了一年，回来又搞“四清”。“四清”结束回到北京以后，“文化大革命”又来了，许多同仁天天热衷于参加政治活动，我就回家里看书。
张金超：林老师，您从1963年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北京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民族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曾参加复旦大学谭其骧先生主持编纂的《中国历史地图集》西北地区地图编制，其间有五六年之久，这对您有什么影响呢？
林家有：民族研究所有民族历史、民族语言、民族理论三个研究室。民族历史研究室七八十人，由我负责组织学术研究工作。其时上级让谭其骧先生主持编撰《中国历史地图集》，所领导指派我到该书西北组负责新疆地区部分，我就组织一个班子，有七八个人，多是老先生，外语都很好，一干就是5年。这期间我读了很多书，接触了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云南大学、中央民族学院等高校和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历史所、近代史所的学者，学到了很多知识。因为新疆部分关系到国家边界的走向，上面就指定由郭沫若院长来审稿，我那时不到40岁，经常到郭老家里去，他懂日、英、法文，我常带相关资料过去，他一边看一边改，非常认真。
编完《中国历史地图集》，近代史所黎澍先生欲留我到该所工作，参加《沙俄侵华史》的编写，但民族研究所不同意，我只好回去。在民族研究所工作13年，拓展了我的学术视野，学到许多老前辈做学问的认真、执着、求真、求实的科学态度和负责精神。1976年，刚好我在中大读书时期的历史系主任杨荣国老师病了，在北京协和医院做手术，在京工作的中大历史系同学经常去看望他。其时杨老接上级指示，要其主持编写《中国通史》，他需要人手协助，就问哪个愿意回去中大，我未吱声，在历史所工作的黄宣民师兄推荐了我。杨老师立即写信给中大校长李嘉人，李校长马上报告省里，报告很快批下来。但中国科学院不同意放人，我说我是广东人，又是母校调动，还是比较适合回广东工作。中大很重视这个事情，又派刘嵘副校长和戈平校办主任到北京疏通。
▲《中国历史地图集》书影
张金超：林老师，您调回中山大学后，初期主要从事哪些研究工作呢？
说来也巧，我调回中大前后，章开沅、林增平两位先生开始启动组织编撰《辛亥革命史》，四处物色人手。章先生当年曾和我系胡守为先生等被借调到《历史研究》编辑部当编辑，我经常去看望胡老师，他介绍我认识了章先生，我们时常有交流。回到历史系以后，章先生要物色人选编写《辛亥革命史》中的少数民族部分，就找到我。我一干就是三四年，中间参加了多次编写会议，跟着老先生们学了很多知识，结识了很多大学问家，包括林增平、吴雁南、隗瀛涛等等，他们跟我关系都很好。章先生经常说，“是我把林家有拉到这个行当的”，我很感激章先生，当时如果没有他给我这个机会，可能就没有今天的我。
张金超：林老师，您在民族研究所工作13年，调回中山大学后也一直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可以说，一辈子没有离开过学术，您在孙中山与近代中国研究方面硕果累累，可以简单地回顾一下您的主要学术成就吗？
林家有：关于治学成就，很难谈起。我这一辈子没有取得什么大的成就，但值得欣慰的是，一直没有掉队，没有当逃兵，学术上一直在追求进步，不断有成果推出。我喜欢看胡绳等人撰写的有分析、有深度的著述，这对我影响很大。做学问，从文本到文本容易，但除了问题意识、资料的积累外，还要有思想的锤炼。孙中山研究每到一个时期，也面临着研究领域的转向问题，我先后尝试着从民族思想、近代化道路，到社会建设、国家建设思想等视角的转换来展开问题的探讨，这跟我平时喜欢思考问题有关。
我写的文章有一二百篇，出的书也有十多部，但能传世的也就两三部。一本是《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化道路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它是国家重点课题，花费了三四年时间。当时学界有个论点，认为全世界现代化都一样，发生于欧洲，然后再传至北美、亚洲，表现为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民主化等方面。事实并非如此，因为每个国家国情不一样，走的道路不一样。此书出版后，《人民日报》《南方日报》《中华读书报》和中国台北《近代中国》都发表了评论，还被评为教育部第三届优秀社会科学著作，后又被评为全国优秀图书。前些年修订为《孙中山国家建设思想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书中的观点比较中性，台湾学者也给予肯定。另外一本是我与几个研究生一起写的《孙中山社会建设思想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09年），其他人没有这样写过，我们开拓了一条路子，学术界反应不错，2014年修订再版。另外，为纪念孙中山诞辰130周年，孙中山基金会推出丛书十本，里面有我的一本论文集，即《孙中山振兴中华思想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论及孙中山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与陈独秀的关系，孙中山的农村、铁路、商业思想等议题。这些研究领域别人之前都没研究过，我开拓的还是比较早的。
《孙中山社会建设思想研究》
《孙中山国家建设思想研究》
▲2001年，林家有教授与德国孙中山研究专家金德曼于中山市孙中山故居纪念馆合影
张金超：林老师，您近六十年来的治学经验可以跟我们分享吗？
林家有：从事学术研究工作，要有刻苦的精神和毫不动摇的使命感，没有坐冷板凳的毅力和吃苦的精神，很难在学术上有所成就。做学问同做其他工作一样，必须要有传承和拓展。我不聪明，但很刻苦，平时读书也不少，有想法就写。最重要的是有一批学术成就突出的老一辈师友的扶持和提携，老师有陈锡祺、金应熙、陈胜粦等等，著名中国近现代史专家有金冲及、章开沅、张岂之、林增平、魏宏运、李文海、李侃、龚书铎、陈旭麓、隗瀛涛、吴雁南、张磊等。我非常敬佩他们，认真向他们学习并严格要求自己。他们都是老师级别的人物，学术地位都很高，我对他们都很尊敬，每次开会时总是通过跟他们交流学到了许多知识。
尊敬这些老师还有一个好处，他们每次出版书籍都会寄赠给我，这是一笔非常大的财富，对做研究和培养学生很有帮助。再有成就的人对老学者、老先生都要尊敬，我从中得益良多，老先生们觉得我不错，对我也照顾有加。1986年，为纪念孙中山诞辰120周年，中国孙中山研究会组织召开“孙中山和他的时代”国际学术研讨会，全世界范围内向组委会投稿的好文章很多，组委会事先组织个班子对来稿进行评审，成员有胡绳、刘大年、金冲及、章开沅、陈旭麓等老先生，还有我和李宗一两个年轻人。他们让我去审稿，有点提拔我的意味。我非常感激，如果没有他们提供这样的机会，后来我的学术路走得就不会那么顺当。
另外，任何人写书，都不要自我吹嘘，不要认为自己了不起，认为老子天下第一。书写出来以后，是要让别人去评论的。论学术成就的话，要相对来讲，不要把它绝对化。一个人如果骄傲自满，不可一世，别人就不会买他的账。
研究历史，不要把自己讲的东西都看成真理。任何结论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正确的，学术问题应该允许争论，不同意某人的意见，可以提出商榷。我从不会去攻击别人。
做学问，观点自由，各讲各的，不要通过贬低别人来抬高自己，想抬高也抬高不了，这是我多年来的一个深刻体会。有的年轻人文章写得一般，但也要给予肯定，对老年人更不要指名道姓地进行批评。年轻人要谦虚，要站对位置，更不能自以为站在制高点上去审判别人，把自己的位置站错，对别人说三道四。评论别人的文章，我一般不愿意写，如果确实要进行评论，应实事求是地指出其不足和局限，不应过于溢美和贬低。
二、近代中国的时代主题与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
张金超：林老师，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主题线索问题，前辈学者有着不同的看法。有人说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帝国主义侵华史，有人认为是一部中国人民的反抗史。以您多年来的研究和观察，您认为贯穿中国近代史的主题线索，或者说近代中国人物思想的主题线索是什么呢？
林家有：任何历史人物都生活在一定的时代，不管其思想主张如何，不论其行为表现怎样，归根到底都是时代的产物。研究历史人物的思想和实践，必须把他们放在其所处的具体的时代条件下去分析，结合其所处时代的时代特征和时代主题来研究。只有做到知势论人，抑或知人论势，才能把握历史人物的真义；只有明了历史人物所处的时代以及环境的繁杂，才能将所研究的人物放到时代的具体环境之下，去找寻历史人物生命的艰辛，才能理解势与人、人与势、人与人之间的成功顿挫、蹒跚跌宕之缘由。
任何国家、民族和地区的社会发展，总是不同程度地与外部国家、民族和地区相联系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开放的加强，这种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的态势就更为明显。近代化大潮的出现便是如此。全球性是近代化的基本特色之一，任何国家和民族想要置身于近代化的潮流之外，都是不可能的。因此，近代化不仅是近四百年来世界近代史、人类文明史的中心问题，也是中国近代史的中心问题。自1840年开始，中国也卷入了近代化的浪潮之中。
也许有人认为，近代中国的主题是反帝反封建。但是，挣脱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桎梏，实现民族独立和政治民主，正是实现经济和社会近代化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近代中国民族地位的不断丧失和政治上封建专制主义的顽固存在，堵塞了近代化前进的道路。当历史前进到一定阶段，解决民族独立和政治民主两大问题就越来越成为实现中国近代化的首要问题。反帝反封建正是为了实现中国的经济和社会近代化，为中国近代化创造前提条件。近一百多年来中国的仁人志士所追求的近代化必然围绕近代中国的基本矛盾，即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而展开。首先是追求民族独立，其次是追求社会民主。正因为如此，中国的近代化进程，首先是救亡图存，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其次是振兴中华，实现中国的富强和社会民主。
事实上，近代中国的政治家、思想家，尽管他们思想的兴奋点和考虑问题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他们的看法和观念有所差异，但多数都是围绕近代化这一时代主题来立言行事的，他们或是近代化的积极支持者、推动者，或是反对者、抵抗者，由此导致了社会内部的分化，形成不同政治派别，出现不同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的选择。近代中国的各大政治集团、各派政治势力之间的争论，正是围绕要不要近代化，以及选择一条怎样的近代化道路而进行的，他们的思想和主张都是对近代化这一时代主题的不同回应、多元反响。
龚自珍画像
（1792-1841）
林则徐画像
（1785-1850）
20世纪初年，围绕君主立宪还是民主共和、和平改革还是武装革命，立宪派与革命派之间展开了激烈交锋。前者主张通过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的、和平与合法的方式，建立君主立宪的政治体制；后者则决意通过自下而上的暴力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方式推翻清王朝，建立一个独立的民主共和国。这场论战的实质是温和与激进两种近代化模式之争。及至“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李大钊等高举民主和科学的旗帜，主张以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来反对封建地主阶级的专制政治，以资产阶级认识事物的科学法则来反对封建迷信和蒙昧主义，主张以新文化代替旧文化、以新道德代替旧道德，其目的正是为了实现政治和文化的近代化，进而推进社会的近代化。因此可以说，近代化是近代中国历史人物的思想主题，是其思考的重心，不同政治派别思想主张的歧异实质上是该时代主题的多方折射和不同反映。
林家有：由于近代中国人物本身是丰富多彩的，评价他们的思想与实践也应该是多重视角、多种标准，如果用单一的政治标准评判近代中国人物，就有可能简单化、脸谱化，导致辩证分析和立体思维的缺乏。
评价近代中国人物，采用近代化标准，便能对其历史地位和作用做出较为科学、合理的判断。比如，将孙中山置于中国近代化的历史坐标之上，对他的评价便可得出新的结论。孙中山作为中华民族的伟大英雄、中国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的先行者，这是毫无问题的，但仅此还不够。如果放在近代化的视野下去审视，那他就不仅是中国改朝换代的政治家、革命家，也是振兴中华、追求中国近代化的伟大先驱，他的近代化主张无疑是他那个时代中国各种有关方案中最优秀的构想。孙中山关于中国近代化的理论框架、思想与实践、道路探索、模式的建构和特色，以及对西方近代化的考察和思考，都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在运用近代化标准评价近代中国历史人物时，应当注意区分其所主张和实践的近代化是目的还是手段，是主观愿望还是客观效果。如运用近代化标准来评价袁世凯时就要十分慎重，表面上看，袁氏一方面仿效西法编练北洋军，在积累个人军事资本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自淮军以来中国军队的近代化。另一方面，他对近代实业的发展持积极态度，支持兴办滦州煤矿，鼓励设立直隶工务总局，创办工艺学和实习工场等。这对推动中国经济的近代化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上述举措，其主观目的决不是真正谋求中国的近代化，是把近代化作为获取政治统治最高权利的手段，是对近代化的反动和背离，从长远来看，不仅无益于中国近代化的实现，反而阻碍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
以近代化作为评价近代历史人物的标准时，不能将其单纯理解为经济的近代化，否则，就会把走向近代化的主要功劳归于封建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因为，在近代中国，只有他们才有可能和条件从事开设工厂、修筑铁路、派遣留学生等活动。不掌握权力的人，除极少数民族资本家之外，是很难在这方面有所作为的。至于革命者或统治秩序的叛逆者，他们的主要精力在从事政治斗争甚至武装斗争，没有时间去开工厂、修铁路。所以，近代化是一个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决不能把争取民族独立和政治民主的斗争排除在近代化的内容之外，更不能把二者对立起来。事实上，封建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在近代化的起步阶段，持有几分热情，但到一定程度，即当经济的近代化要求有政治的民主化与之适应时，他们或者不愿意、或者不敢于、或者没有能力来取得近代化所必需的政治前提，从而由近代化的推动者变为阻碍力量。近代化所需要的政治条件的创造或政治近代化的实现，只能由革命者来实现。因此，在运用近代化标准评价历史人物时，不能无限拔高封建统治阶级的作用，也不能有意贬低革命者、政治活动家的作用。如此，才能得出科学、合理的结论。
在历史人物研究中，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本质地要求把历史评价与道德评价有机地统一起来。马克思主义所说的道德评价，决非是用旧道德来评判历史人物的作为，如果一切伪善的道德充溢于市，就会束缚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束缚社会的进步。评价历史人物的言行是否合乎道德的要求，是否“善”或“恶”，从最根本的或总的方面来说，是要看历史人物的动机和效果是否与历史发展的进步方向（总趋势）相一致，是否有利于历史和社会的进步。一般说来，符合社会历史发展要求的、与社会发展的进步性相统一的言行，是“善”的，反之，便是“恶”的。近代化既是近代中国的主题，也是推动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动力，据此，可以认为，主张、赞成近代化者即是为“善”，反对、阻碍近代化者即是为“恶”。孙中山积极推进政治、经济、文化、人的近代化和社会结构的变迁，这是为“善”；洋务派主张经济的近代化，这是为“善”；维新派主张政治制度的近代化这是为“善”。相反，顽固派拒近代化于国门之外，对近代化采取抵抗态度，这是为“恶”；洋务派反对和排斥制度近代化和政治的近代化，这是为“恶”。可见，近代化标准也可以是对历史人物进行道德评价的尺度之一。
当然，主张用近代化作为评价近代历史人物的标准，并不意味着就要否定其他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和方法。比如，研究历史人物的事功，不仅要注意个人思想层面的内核，更要关注阶层、集团以及学术派别对其事其人的影响。阶层当然有阶级性，用历史唯物主义阶级分析方法去研究人物，有其合理性，也是我国史学界有别于其他国家同行研究方法的不同之处，但也不能以阶级性作为衡量人物的惟一标准。一个人的阶层或阶级成分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有时也可以转化。历史上有些人物为了达到某种政治目的，其政治理念和立场随着地位或具体情况不同而不同，其表现也有所不同。孙中山从事革命四十余年，不可能说他只代表资产阶级一个集团，抑或资产阶级上层或中下层的利益，而不代表其他民族或阶级的利益。梁启超的立宪政治，胡适的自由主义政治理念，也不能说就是代表资产阶级上层或留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近代以来，那些追求光明、进步的前驱者，大多都是代表中华民族和国民大多数的利益在开路、在奋斗，甚至流血牺牲。过去人们在谈到具体人物的错误，尤其是民主革命派的错误时，多数是以阶级局限性来匡定，缺乏具体的分析和令人信服的论据。所以，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仅仅满足于阶级分析是不够的，还必须依据其他标准来评判。如对不同阶级、不同派别的近代中国人物，或同一阶级具有不同政治主张或倾向的集团、派别和个人，如果放在近代化的坐标下来衡量，便可以看出历史人物对这一时代潮流的基本态度，其进步性或保守性、革命性或反动性也就不言自明。可以说，近代化标准是其他评价标准的一种有益补充，为近代中国人物研究拓展了思路。
三、研究孙中山爱国、革命、建设核心思想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张金超：林老师，您常常从宏观着眼、从微观着手来开展孙中山与近代中国研究，得出的结论往往也令人佩服。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等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占有着重要的地位，请问您认为孙中山的核心思想有哪些呢？
林家有：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共和国，不仅为中国开辟历史新纪元，也为世界上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和地区民主革命开创先例。伟人都是时代的产物，研究孙中山，除了要彰显其历史功绩，还要通过它来研究中国近代史。中国近代史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史，是中国先进人物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历史，也是中华民族觉醒、民族实体形成和民族凝聚力增强的历史。从林则徐、魏源、洪仁玕、郑观应、康有为、梁启超，到孙中山，有传统的士大夫，有改良派，有革命者，但他们都是为中国摆脱奴役和压迫、实现民族自立和富强而奋斗的先进人物，孙中山无疑是其中影响最大的一位。
▲孙中山先生（1866-1925）
过去研究革命、三民主义、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等比较多，后来就慢慢转向。总讲革命不好，应该把孙中山的核心思想弄清楚，我将它概括为爱国、革命和建设三大方面。孙中山讲革命是破坏，是为了建设，从孙中山对国家、对民族的贡献方面来着手，还有很多东西可以做。孙中山不是天才，不是天生的革命家，开始是当医生，后来从事革命，但革命是为了建设国家，选择革命就没有回头路，他差不多有三十年的时间流亡在海外，因此，孙中山对世界各个国家的发展情况非常了解，他喜欢学习，通过看书来汲取营养。可以说，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孙中山对世界的了解是最多的。
孙中山的经济建设思想对中国当下的经济建设仍有借鉴意义，他的《实业计划》是一个宏大的经济建设擘划，包括六大计划，要旨是发展交通（包括铁路、公路、运河），开辟商港（包括大港口及商埠、商港、渔港），发展工矿业、农业，移民开发边疆等等，而这些都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在经济建设方面已做过或正在做的事情。孙中山早就认识到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的问题，认为忽视生态环境建设，造成环境污染和破坏，会对当代和后人的生存发展构成威胁。这些主张是孙中山根据中国的经济和自然条件，对中国实业发展做的具体规划，也是他长期探索的成果。
孙中山的社会建设思想也很有现实意义。他认识到拯救中国、复兴中华是一项系统工程，包含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问题。中国的改革，就是要发展政治文明、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实现民族独立、社会民主和国家富强，建立一个文明和谐的社会，实现“天下为公”和“世界大同”。这就关系到世道人心、国计民生和社会和谐等诸多问题。孙中山一再强调，只有物质文明不行，还必须实现政治文明和社会文明，使国民具有高尚的人格、道德以及高深的学问，做到“无民非士，无士非民”，中国就一定能“转弱为强，反衰为盛”。孙中山的吏治思想也可以认真研究，他认为当官是管理，政治就是管理众人之事，对如何治理官员、如何治理国家，他有独特的思考。再如他的海权思想、海洋文化思想等，学界挖掘也不够。总之，孙中山各方面的建设思想，还有许多东西可以做。
张金超：林老师，除了上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思想外，孙中山还有哪些思想也值得重视呢？
林家有：孙中山明确反对五族共和思想。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由几十个民族组成，孙中山称之为大中华。各个民族如何团结，如何发展，都要认真对待。辛亥革命时期，少数民族没有一个人出来掌权，少数民族的同志当个中央政府的院长都没有，对这些事情的处理，本身上就存在着大问题。铁路建设、三大港口建设都是往少数民族地区修筑，少数民族平等地共同参与国家的发展和建设，有许多文章可以做。还有，少数民族和汉族有着不同的信仰，我们要充分尊重各民族的宗教信仰。中国是个多元民族的国家，多元化如何统一，这是个大问题。
文化问题也很重要，中国的传统文化，不仅仅是汉族文化，也不是哪一个民族的文化，是各个民族共同创造的优秀文化。讲中国传统的文化，不能只讲汉族的文化，对壮族、回族、满族、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的文化，如何进行吸收融会，如何发扬光大，如何重新建构，值得深入思考。如果文化不强，国家就不会强，对文化不认同，对国家也就不会认同。
团结奋斗的思想，是孙中山重要的精神文化遗产，过去研究和重视的不够。孙中山去逝了，为什么人们还在纪念他？因为没有英雄，就建设不了国家。孙中山逝世后，世界各地的人们持续举行了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出版了那么多优秀作品。世界上很多人，包括一些有影响的人，都写文章来纪念他，这本身就是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课题。
四、孙中山的精神永续与青年人的责任担当
张金超：毛泽东同志曾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予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真正继承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国家的各项建设事业均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林老师，您认为新时期我们应该如何继承和弘扬孙中山的中华民族复兴思想呢？
林家有：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各民族共同创造历史的过程中凝聚起来的坚韧不拔、艰苦奋斗的精神，是有力量的表现。各族人民不仅具有高度的认同感、亲密无间的黏合力和不可动摇的团结力，还有开拓创新、敢为天下先，以及热爱和平、“天下为公”的伟大理想。中华民族由自在实体到自觉实体的形成，是人们觉醒的体现，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前提。没有民族的觉醒就不会有民族的真正强大的凝聚力，而没有凝聚力的民族就不是优秀的民族。
为了救亡图存，1840年以后，无数中国的仁人志士锲而不舍地找寻振兴中华、复兴中国的办法，产生了强大的爱国主义潮流。随着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民族危机的加深，民族主义思想勃兴，爱国主义思潮形成，“救亡图存”成为振荡全中国的话语，中国的民族觉醒和复兴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中山大学校训，孙中山先生于1924年11月11日亲笔题写
孙中山尝言自己“忧国之责，未敢稍懈”，“忧国之责，义不敢懈”。强调民族分裂必然导致国家灭亡，“故爱国心重者，其国必强，反是则弱”。救世、救人、救国，靠的都是民族的团结和凝聚力。孙中山着力建构民族国家的理论，在他鼓舞和提倡下，中华民族成为代表中国各民族的国族，并随着国族意识的增强，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也不断加强。孙中山在晚年作民族主义讲演时，强调必须重视民族精神的研究，要用正确的态度去总结和弘扬民族的伟大精神，加速中华民族意识的觉醒。而要加速中华民族的觉醒，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孙中山说，就必须对全体国民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强化中华民族意识，使全体国民树立起强烈的强国精神，增强民族的自信心、自豪感和认同感。孙中山指出，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源泉，各民族只有文化的认同，才有民族的认同，也只有文化的自觉认同才会有人心的统一。中华民族由自觉而自信，由自信而自豪，都是中华文化的认同和形成国族主义精神的呈现。
张金超：林老师，孙中山一生中非常重视青年工作，对青年人也常有教诲，最后，请您给广大青年学子予以简短寄语，谢谢！
林有家：的确是这样。孙中山在四十年革命生涯中的每一阶段，总能把中国最优秀的青年人才团结在自己的身边。他还常常应邀到高校发表演讲，对青年学生予以勉励，他提出的“非学问无以建设”“引导人群、引导社会，决不可随波逐流，毫无振作”“要做大事，不可要做大官”等论断，至今仍富启迪意义。
青年学子要弘扬孙中山的精神，继承他的事业，要坚持振兴中华的强国理想，坚持复兴中华的伟大梦想，毫不动摇捍卫走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仰。要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为维护民族团结、保卫国家主权独立、促进社会繁荣富强文明进步，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尽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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